2026年6月16日，是著名医学科学家、病毒学专家顾方舟百岁诞辰纪念日。如果你对这个名字还有点陌生的话，那么“糖丸爷爷”的称呼一定不会陌生——正是那枚小小的糖丸，帮几代中国人摆脱了脊髓灰质炎的噩梦，也让顾方舟这个名字，永远留在了亿万人的记忆里。不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人们，显然没有心情思考这么多的。脊髓灰质炎确实有很多无症状感染者，然而依然会带来大量儿童死亡，同时还有明显后遗症，不过在历史材料中并没有看到这些记载。经过反复努力之后，1928年，科学家研制出了铁肺，这是现代医学之中机械通气的原型，虽然以今天的角度来看，这种设备非常原始且笨重，但确实拯救了不少脊髓灰质炎患者。这样的过程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，实际上1952年是美国死于脊髓灰质炎患者最多的一年，这和大多数传染病的情况有些不太一样。在1916年，连铁肺都没有发明，更不要说现代的呼吸机了，所以一旦脊髓灰质炎影响呼吸系统，那么死亡率接近百分之百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医学工作者十分无力。美国国家卫生与医学博物馆。一名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男孩躺在被称为“铁肺”的呼吸机中。我们需要思考的大流行风险比想象中大得多，这两点都是公共卫生领域必须考虑的问题。转折点发生在1950年代后半段，阿尔伯特·萨宾和苏联科学家合作，研发出口服的减毒脊髓灰质炎疫苗，这种疫苗有更好的安全性与可及性，也就是大家小时候吃的“糖丸”的原型。甚至美国的一些关于残疾人关怀与公共卫生的政策，也是因为脊髓灰质炎才出现的，比如最著名的“禁止随地吐痰”。但过程不太顺利，几个医生通过感染了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猴子脊髓制作疫苗，可并未收获实际的效果。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效果无疑是理想的，今天全球范围的脊髓灰质炎得到控制，可以说主要就是依靠了口服疫苗。已经73岁的顾方舟仍工作在一线。在1916年的纽约，人们第一次看到了脊髓灰质炎的大规模流行。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，但却没有意识到传染病的复杂性，实际上很多传染病，都是在现代才开始流行的，脊髓灰质炎正是这样的例子。这只是一个开始，从1920年代开始，在欧美国家，脊髓灰质炎的流行一直没有停止过，甚至连罗斯福也因为在污水里游泳，感染了脊髓灰质炎而坐上了轮椅。虽然1909年科学家就分离出了脊髓灰质炎病毒，但面对脊髓灰质炎当时并没有什么治疗方法。从古至今的脊髓灰质炎。直到1950年代初，注射用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才被研发出来，改变了脊髓灰质炎预防的格局。1960年，我国就生产出了第一批疫苗，以当时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，能实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。在刻板印象中，我们常常认为，古代因为没有系统的医学和公共卫生学，所以古代的传染病流行一定比现代严重。不过这和后来的流行规模比起来，是“小巫见大巫”。无论哪个解释，都很能说明公共卫生的复杂性。新闻。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按照之前的研究，脊髓灰质炎的R0（基本传染数）在5-7这个区间，属于传染性相当强的疾病。在广泛的公共卫生运动和预防接种之后，我国最后一例本土脊髓灰质炎感染发生在1994年。因为脊髓灰质炎的传播主要通过消化途径，口服疫苗在效果上无疑是更理想的。当然，科学家不是没有想到研发疫苗，毕竟此时距离巴斯德研发出狂犬疫苗成功已经有几十年了。在1894年，佛蒙特州爆发了第一起美国公认的脊髓灰质炎疫情，132人感染，18人死亡，在当时造成一定恐慌。而不出意外，当时美国人也把脊髓灰质炎的问题归结于有色人种。不过1955年，注射用脊髓灰质炎疫苗刚推出时，美国卫生机构接到报告，称有数百人因为接种疫苗而感染了脊髓灰质炎，从而严重影响民众的接种积极性。在苏联科学家米哈伊尔·丘马科夫推广下，苏联快速完成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全覆盖。虽然在古代欧洲，一些记载中的残疾现象就类似脊髓灰质炎的后遗症，比如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就被认为感染过脊髓灰质炎，但相关系统性记载并不充足，甚至可以说，在20世纪之前，关于脊髓灰质炎大流行的系统性记载几乎是不存在的。那么在古代，理论上应该发生过大规模流行，但我们并没有看到记录。并非一帆风顺的疫苗研发路。而印度等国，则到本世纪初实现感染的控制。当年在美国，最起码有6000人死于脊髓灰质炎，其中纽约有2000多人，同时还有2000多人残疾。虽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，这显然是对脊髓灰质炎传播原因的错误判断，但这确实大幅改善了公共卫生。对大多数国人来说，脊髓灰质炎不过是长辈时代的回忆罢了。今天我们纪念顾方舟的百岁诞辰，纪念的不止是一枚糖丸的甜，更是一位科学家把一生奉献给国家公共卫生事业，“为一大事来，成一大事去”的赤子初心。我国科学家顾方舟在了解苏联情况之后，向国家建议推广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。对此可能有两个解释，第一种解释认为，脊髓灰质炎病毒长期存在，但受古代交通限制等因素影响，长期只是地区性传染病，进入20世纪后才出现大规模流行；另一种解释则是，之前长期流行的毒株是一个传染病和危害性都弱很多的版本，在20世纪左右出现突变，导致脊髓灰质炎的流行。第一种解释告诉我们，社会的进步不一定会消灭传染病，相反有可能带来传染病的大规模传播；第二种解释则提醒我们，一个无害的毒株，可能因为简单的几个碱基突变，就会变成极具破坏性的毒株。美国的医生实践了各种今天看起来很可笑的疗法，比如大剂量维生素C、奎宁、对瘫痪的下肢通电等等。【文/专栏作者 北方朔风】。